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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高等经济学院伊...中国农村研究网

2019-06-12 23:45 |  发布者:清枫学长 |  来源:本站整理

本网讯(赵博睿/文 周 洁/图)20181217日下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首席研究员伊戈尔·克里斯托弗罗夫在科学会堂作了题为“19世纪改革中的俄国乡村:治理、自治和适应变革”的主题讲座。讲座由郝亚光副教授主持,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白文昌教授担任翻译,刘金海教授、陈军亚教授等基地研究人员与2017级、2018级硕博士生一同参加了讲座。

伊戈尔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即具有封闭性特点的村社制度为什么会成为推动帝俄灭亡和俄国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谈到,俄国并非如19世纪西方国家发生激烈的变化而内部呈现保守和稳定的特点,欧洲发生的大事件对俄国的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在专制制度、农业经济和村社制三个方面和18世纪没有什么差别。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的同时,英国正在进行圈地运动并完成早期原始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最终推动工业革命产生。而直到十九世纪,俄国才开始走上城市化进程。

伊戈尔教授认为,以提升军事实力为目的的彼得大帝改革只是对上层建筑的小修小补,绝大多数国民没有享受到改革成果,而是进一步拉开差距,导致贵族与农民之间产生巨大分野,最终形成“两个俄国”。俄国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是重要原因,强大的贵族与村社力量及东正教教义使俄国农民并不愿意追求发家致富,对市场和中产阶级不屑一顾,导致“道德经济”现象出现,产生“独特道路理论”。

伊戈尔教授强调,19世纪产生的民粹派相信俄国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民粹派过度夸大了俄国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因为俄国的村社的发展更多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压力而非“俄罗斯精神”。村社制度与连环保等制度的配合使农民附着于土地上并依附于地主。此外,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国家将农民交给贵族(地主),贵族(地主)替国家统治农民,农民根据家庭支付能力的多少缴纳赋税,沉重的地租和赋税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以现代视角理解“自治”更多的是积极的,但在俄国自治更多具有贬义。19世纪俄国农村的自治使得农民完全的被社会剥离,没有基本的权力。因此村社制度成了帝俄政府进行统治的基础和地主推行农奴制管理的工具,这样可以使帝俄政府以最低的成本控制乡村,但造成难以有效的进行农业再生产和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弊端。

伊戈尔教授还谈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精英意识到需要改革,为此借鉴法国的重农主义和德国的重商主义,即既要市场也要国家干预。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将农奴制废除,国家直接与农民进行联系,村社之上不再是地主而是国家,再由国家对地主进行再分配。虽然改革很不彻底,也没有使农民的负担减少,只是征税对象进行改变,但还是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和部分农民进城成为工人。但进城后生活条件没有太大改善,留在农村的农民也没有土地且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十分严格,由此农民与贵族(地主)相互仇视性越来越强。但俄国精英却以像农民学习和维护村社制为荣。直到日俄战争惨败引发1905年革命,村社不再是国家管理农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其后进行的斯托雷平改革旨在摧毁村社制度,扶植富农经济的土地改革,但依旧没有成功,直到斯大林推行集体化政策后,村社制度作为俄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才被完全的消灭。

在互动环节,伊戈尔教授就俄国现代化开始的时间,土地重分是如何形成的,村社制解体后国家是如何统治基层社会的,斯大林时期相关政策是如何摧毁村社制度的等几个问题同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激烈深入的讨论。

讲座最后,郝亚光副教授在对伊戈尔教授讲座的总结说到,近期的一系列讲座和会议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客观的理解俄国村社制的背景过程和结果。他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重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方法及其规范性,其次是理论的效度和有效使用,最后是研究的深度。

据悉,本场讲座系“第二届国际基层与地方治理高端论坛暨俄国村社制度与地方自治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比较中俄两国农村发展与地方治理异同,总结两国发展经验,启发研究思维,以期达到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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